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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探“新”丨定西变“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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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青回忆，他的一个研究生是当时参加综艺节目《创造101》而爆红的杨超越的同学，对方拿出杨超越中学时的照片、八卦故事等，吸引了很多同学的围观。他能理解上述追星现象开云App18082997，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另一个研究生，当时也痴迷于追星，家庭条件虽然不好，却时常给偶像“打投”（注：即打榜、投票，在选秀成团真人秀节目中，粉丝通过购买与节目联名的商品，获取商品上的‌投票二维码，以此来为喜欢的选手增加票数，助力其“成团出道”）。

晏青：背后是当代社会的泛粉圈化。泛粉圈化是指饭圈文化从原本较为固定的娱乐领域，如对影视明星、音乐偶像的追随和崇拜，逐渐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涵盖了多种文化产品、社会现象、日常生活实践，甚至包括政治领域。这一现象表明，饭圈文化不仅仅是围绕媒体内容的喜爱，它还能够影响人们对政治人物、政策或其他社会问题的情感投入和行为表现，饭圈文化中的情感和认同构建方式可以被应用到社会、政治等其他非传统粉丝领域。

晏青：我们可以把这些行为看作是粉丝对自我的确证之举。偶像崇拜本身是粉丝从偶像那里获取某些需求、理想的投射开云App18082997，以获得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诸如不同粉圈之间的对骂，实际上是否定对方群体的规范或某些观念，或否定对方的选择、喜好。在这种彼此否定对骂之中，容易引发粉丝的认知失衡。要避免认知失衡开云App18082997，以上你所说的这些不当行为便“招呼 ”上了，所以说，粉丝通过以上种种方式，让自我认同及群体认同的边界更清晰、认同的声音“更有力量”。

“体育饭圈化”现象的出现有社会背景。近年来，国内娱乐圈频频爆发的明星“翻车”事件，即明星因道德失范、法律问题或言行不当而遭遇公众批评和舆论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社会对偶像的认知与评价体系。面对这些失陷的“榜样”，粉丝陷入矛盾、纠结，甚至痛苦之中，产生了粉丝的偶像崇拜与道德期望的矛盾。明星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尤其在偶像经济和粉丝文化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明星不仅是娱乐产品的代言人，更成为青年文化的象征和社会规范的代表。如吴亦凡、李易峰、张哲瀚等明星事件引发的巨大反响，不仅源于他们的个人行为，更在于他们的行为直接挑战了社会对于明星作为公共人物的道德标准。明星通过媒介与资本运作而塑造的完美形象被揭穿，合法性丧失，陷入信誉危机，公众不再单纯地将明星视为可信赖的偶像，开始质疑其影响力的正当性基础。不仅如此，一些明星翻车行为还触碰了中国社会中的集体记忆与文化禁忌。

在此时间节点，运动员“入场”，作为“根正苗红”的偶像，成为粉丝追捧的对象，因而运动员作为市场明星的地位随之上升。“根正苗红”的运动员逐渐取代明星成为公众的新偶像这一现象，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合法性基础的转移。不过，目前体育圈应该还远未“饭圈化”，只能在部分场景下有饭圈化苗头。准确地说，粉丝开始关注体育名人，部分运动员尝试入场饭圈。但这些未必都是坏事。

晏青：我国体育圈向来比较“严肃”开云App18082997，承载着综合国力展现、国家形象传播等功能。不过这一两年来，大众对奥运会的热度有所下降，慢慢剥离其身上附着的宏大叙事。粉丝文化进入体育圈，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说，粉丝文化进入体育圈，意味着像奥运会等国家赛事正常化，回归到它日常化、生活化或休闲化的一面，反过来，在后现代化、宏大叙事弱化的时代开云App18082997，粉丝文化也是让大众持续关注体育的一种方式。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娱乐领域的饭圈化问题大多数不会出现在体育圈，这么大的粉丝规模也不太可能出现。

晏青：粉丝文化之所以为粉丝文化，就在于它有异于日常生活的某一些“行为举止”。站在社会秩序的角度而言，是需要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但站在粉圈内部，事事都能够理性、克制、严丝合缝地符合社会规范，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粉圈独特的情感机制就破坏了。不过，随着粉丝文化的泛化，它逐渐融入日常生活，过度的激情可能也会冷淡不少。

晏青：主要有两个契机，最初的触动大概在2018年前后，我的两个研究生，一个自称是当时参加《创造101》的杨超越的同学，给大家看高中合照，讲述种种当时的八卦；另一个家庭并不富裕但时常给偶像“打投”，让我比较费解。他们让我们觉得粉丝文化就在身边，他们的某些故事或行为吸引我想去寻找解释。另一个原因是我近年费了不少时间研究娱乐传播理论，粉丝文化是进入娱乐传播理论的经验材料。在过去的七八年里慢慢积累的思考开云App18082997，放在明年将会出版的《粉丝中国：当代粉丝文化形态与治理》一书中。

澎湃新闻：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岳晓东在《我是你的粉丝——透视青少年偶像崇拜》一书中写道，崇拜偶像是青少年走向社会之前的人生准备，也是他们心理发展的必要过程。美国流行文化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1992年出版《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认为，粉丝积极参与到二次创作和互动中，是富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消费者。他觉得，粉丝的行为既能传达身份认同，也能重塑社会联结，不应对其采取病理化的看法，否则会给创意产业带来羞耻和罪疚感。也有一些人认为粉丝群体是一群“乌合之众”。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专家张念曾称，偶像崇拜的再生产过程，复制了欲望，疏于创造，是一种懒惰的商业逻辑。你对此怎么看？

实际上，粉丝的能动性、建设性倒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在中国尤其明显，“有作为的粉丝与负责任的粉圈”越来越明显。粉丝文化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粉丝公益行动：捐款、种树、帮助弱势群体等活动不仅体现了粉丝群体的凝聚力，也展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在2021年河南洪灾期间，肖战的粉丝团组织了募捐，并向灾区捐赠了大量物资。

晏青：我们在文章里确有谈及这个问题。因粉丝群体的复杂性、符号生产的繁复性、影响辐射面的广泛性等特征，造成粉丝文化的复杂性。粉丝经济本身是由多方力量推动的。比如，娱乐公司造星、明星集资、粉丝文化产业等问题开云App18082997，这是一整个经济面的问题，不是仅从价值层面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过，主流价值在对粉丝文化的规制中，往往聚焦在明星上或“出格”粉丝，采用的是刺激-反应模式，即在明星失范、粉圈泛“渣”时才进行应对之举，缺乏常态化、机制化的引导之策。

一方面，我们认为粉丝文化是世俗社会的一种表征。陶东风认为当代中国经历了两次世俗化运动，一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以及物质生活合法化为核心的世俗化浪潮，构成了新公共性生活的基础；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世俗化，是以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度追求以及对个体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为特征的，实际是对前一次世俗化的背叛。说是背叛，是指七八十年代的世俗化浪潮，提供个性解放，重在启蒙，九十年代以来，实际上是放弃了启蒙，娱乐至上。从特征来看，当下的粉丝文化是第二次世俗化运动的产物，追求感官享受，迷恋关系幻想的快感。

另一方面，粉丝文化已成为当代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和娱乐产业的融合为这种文化提供了广泛的平台。青少年通过追星建立身份认同，并在粉丝群体中寻找归属感和共同话题。这个过程中，偶像作为社会化的媒介，不仅提供了娱乐内容，更成为青少年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当然这种社会化方式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其高度情感化的互动容易导致个人判断力的弱化，过度的偶像崇拜可能让青少年陷入盲从和集体行为中，忽略对社会现实的独立思考。同时，粉丝群体中的激烈竞争和舆论压力，也可能加剧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焦虑感。

社会化是指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社会互动过程，分为从出生到成年期的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成年期的继续社会化（continuous socialization）两个阶段，后者指个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产生新的社会经验，创造新的社会文化的过程。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化中介。青少年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媒介化的规则与价值观的影响。传媒文化有助于塑造青少年对于世界的普遍看法和最深层的价值观：它定义了什么是好或坏、正面或负面、道德或邪恶。也就是说，媒介有助于青少年的社交活动，并帮助他们理解自我观念和周围世界的信念。在新媒体环境下，追星行为对粉丝的继续社会化过程产生显著影响。这种影响涵盖了人际关系、角色认知和价值观等方面，改变了粉丝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方式，进一步塑造了其社会化进程。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基础设施”，“数字化生存”成为既成事实，社交媒体已然成为粉丝文化成人化的重要中介甚至环境。因此开云App18082997，在粉圈获取的文本经验，超越了单纯的娱乐游戏，其生产出的意义能够以某种方式融入粉丝的生活。

晏青：近年来，我国形成了一些新模式和特征，即平台治理粉丝被视为一种核心的治理方式。这种方式认为，通过平台可以促成多个社会主体的共同合作，不仅可以改变粉丝的行为，还可以加强对粉丝的价值管理。平台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监控内容与用户的责任，通过制定算法治理的模式来进一步规定用户的注意力与行为，以数据为驱动，成为粉丝治理的重要手段。

驯服模式指的是通过强制性规则、法律法规来约束和引导粉丝行为，目标是直接规范粉丝文化中的不良行为开云App18082997，防止过度的集体狂热或违规操作。比如，我国政府出台了针对“饭圈文化”的管理条例，禁止恶意刷榜、集资等行为，以此控制粉丝对偶像的过度支持，遏制过激行为的蔓延。这种模式强调外部强制力的介入，将粉丝群体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融入模式则更注重文化的包容与互动，力图通过文化共生来引导粉丝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在这一模式中，粉丝文化不再被单纯视为需要治理的对象，而是作为当代文化中的一部分进行融合。例如，通过将粉丝行为引导至公益活动、主流文化创造中，能够使粉丝文化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逐渐消解粉丝文化中的极端情绪，形成一种健康的互动模式。这一模式强调社会的宽容与包容性，通过文化的渗透来实现治理。

从粉丝的心理投射来看，偶像可视为自己未来形象的“预演”。偶像可用以助推社会、个体，特别是粉丝群体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在主流价值传播中，“主流媒体+流量明星”是一种典型的助推模式。例如 “@空军在线”微博发布的2021年度招飞宣传片中，易烊千玺穿着戎装，呈现出新时代有志青年对逐梦空天、制胜未来的强军梦。

晏青：我从来不认为，饭圈乱象是饭圈单方面问题。饭圈冲突可以视为社会多元化与社会群体分化的表现。随着全球化、数字化、城镇化的推进，社会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冲突日益明显，个体通过门槛较低的饭圈寻求认同是“便利之举”。饭圈中的群体冲突，不仅仅是偶像之争，更是不同阶层、代际、文化背景人群之间价值观差异的体现。粉丝文化中的对立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场域中的一个部分。例如，饭圈中的代际矛盾、性别权力关系、消费文化批判等议题，与更广泛的社会话题息息相关，体现了当下社会中不同群体对于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不同诉求。所以说，粉丝文化治理的关键开云App18082997，可能不在于简单地规范粉丝行为，而在于如何处理当下社会中的文化断层和价值分歧。

晏青：比如董宇辉事件。董宇辉离职东方甄选并自立门户，有粉丝认为这是董宇辉追求更高职业抱负和个人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一个关于成功、奋斗的正面故事。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董宇辉的离开可能对东方甄选造成不小的影响，是一个不懂感恩、背叛的反面故事。而“小作文”被认为是才华和魅力，也有粉丝讽为模板、低俗，这些批评可能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念。还有“假有机”土豆事件，有粉丝认为董宇辉虚假宣传赚取高额利润，违背助农带货的初衷；另一些人则认为董宇辉有权选择自己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即可。这可能是不同群体对商业规则的理解差异。同一粉圈的粉丝尚且如此，不同偶像的粉丝群体的分歧与观念冲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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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智多杰：萨迦寺位于中国西藏日喀则市的古城萨迦县，地处仲曲河南北两岸，由萨迦北寺和萨迦南寺两大部分建筑群组成，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祖寺，萨迦派创始人昆·贡觉杰布于1073年修建。萨迦是藏语，意为灰白土。有别于其他藏传佛教寺庙外墙的红、白、黄色，萨迦寺的外墙由红、白、藏青三色组成开云App18082997，藏青褪色后呈现深灰。1244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侄子八思巴一行与成吉思汗孙子阔端在凉州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盟”。从此，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萨迦寺一度成为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随后，在元朝中央政府任命萨迦派官员管理西藏地方的100多年中，萨迦寺从祖国内地和西藏各地聚集了大量珍贵文物。例如元代中央政府给萨迦地方官员的封诰、印鉴、冠戴、服饰；元代将军所佩带的刀剑和盔甲；八思巴任法王掌管西藏地方和佛教事务时，集中西藏地区的书写家抄写的佛经、世上最稀有的贝叶经书，以及有关历史、宗教文化、哲学、医药、戏剧、诗歌、故事、天文历算、名人传记、藏文文法等方面的书籍四万多部；还有元明清时期的瓷器、壁画、佛像。同时，该寺书库内还珍藏着大量重要文献资料。故此开云App18082997，人们把萨迦寺与敦煌相媲美开云App18082997，将其誉为“第二敦煌”或“雪域敦煌”。

敦煌莫高窟和萨迦寺都是中华民族璀璨的文物宝库，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时间延续上，敦煌莫高窟的开凿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前后延续约千年，萨迦寺创建至今也有近千年历史；文化接续上，萨迦寺承前启后，延续了敦煌莫高窟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上，敦煌莫高窟“沉睡”了800多年后被世人发现，而萨迦寺则在地上，在高原人民的保护和传承下璀璨了近800年。

经书墙主要有《甘珠尔》《丹珠尔》等，仅主殿内就藏有上万部元代和元代以前的佛教经典。八思巴执政时期，征集全藏的艺术家和缮写家，用古藏文以金汁、银汁、朱砂或墨汁手写完成经书，多数为绝代精品。其中有被誉为世界造纸之最和经书之最的“布德加隆玛”大藏经，还有一部明永乐时期的《华严经》。萨迦寺收藏的手抄本和印本书中既有汉、藏、蒙、梵文等各种民族文字的写本，也有蕴含各民族深厚文化内涵的书籍。

壁画墙的内容更加丰富，涉及宗教、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以佛经、教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昆氏家庭史、萨迦史、山水景观、花卉瑞兽、装饰图案等为内容。其中，以八思巴会见忽必烈、萨迦寺建设场面等最为珍贵，是萨迦寺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壁画。从这些珍贵的绘画艺术中，也能发现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交流频繁。

总之，历史上的萨迦寺，是祖国内地和西藏地方通往南亚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地。萨迦寺所藏文物，体现了中华文化是在自古以来的各区域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形成的，也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特质。萨迦寺所收藏的文物和典籍浩如烟海，无论是从留存至今的藏书数量来看，还是从文物价值来看，都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文化互通的历史事实。“四大墙”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遗产，体现了汉藏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

尤其是主殿内最粗的柱子，与元朝皇帝忽必烈有关。大殿中央四根大柱子中，最粗的那根叫“忽必烈皇帝柱”，又叫“加那思钦噶瓦”，意为汉地金宝柱子，相传是忽必烈赠送。萨迦派在短短十几年里，凭借忽必烈的支持，成为后藏地区最有权力的派系。就连元朝的驻军，都奉命从陈塘沟搬运巨木参与建设，萨迦寺也因此成为西藏当时最巍峨的寺院建筑。

1288年，南宋第七位皇帝赵显在萨迦寺出家，法名为合尊曲吉仁钦，“合”指皇帝，“尊”指僧人，“曲吉仁钦”意为法宝，法名意为皇家僧人法宝。他潜心学习藏文，研究佛法。经过多年苦读，通晓藏、梵文，贯通佛学，成为佛门学问僧，进而从事佛经的翻译。其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经文问世，被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之列。赵显在西藏与当地僧俗信众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将内地的汉文化带到西藏，并将其在西藏生活的信息带到祖国内地。此事说明了早在宋、元朝代更替之际，西藏不仅在政治上融入了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大格局之中，还在经济文化上进一步加强了与祖国内地的密切联系。

项智多杰：2002年6月启动、由国家投资8660万元人民币的萨迦寺维修工程竣工后，萨迦寺文物和典籍均得到有效保护。随着时代发展，要在坚持保护为主的第一原则基础上，在做好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的同时，合理利用宝贵资源，加强文物研究，深入挖掘萨迦寺内文物所蕴含的深厚价值，让文物活起来，不断丰富社会文化滋养。

基于多年数字化工作积淀，敦煌研究院通过最先进的数字化手段，建立起数字化档案。而萨迦寺作为存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需要加强数字化保护工作。在确保寺内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数字化建设、建立文物数字档案，可为今后的保护、研究奠定基础，也能让更多研究人员和游客一睹文物风采，并进行相关文物研究。通过数字化建设，萨迦寺与敦煌也能更好地“联动”，使保护与利用变得更为有效。(完)

项智多杰，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藏研究》藏文版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委会第四届常务理事开云App18082997，曾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从事藏传因明与藏传佛教思想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玄奘译著《正理门论》藏译及研究”(优秀)和“拉喇嘛益希沃传翻译与研究”。出版《藏传因明逻辑思维新探》《桑普寺历史文化及其现状研究》《藏传佛教寺院文化概论》等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论藏传因明中的辩证思维》《对因明正理门论是否传于西藏的几点质疑》等学术论文40余篇，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1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