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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站动工建设。它的主体由地面控制室和地下5个实验室组成。地面距地下实验室的垂直距离最深可达320米。2011年年底，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提前以6个探测器开始运行。2012年3月8日，时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的王贻芳宣布：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测量到其振荡几率。该发现是对自然界最基本的物理参数的测量，被认为是对物质世界基本规律的新认识。此后，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继续高质量运行，获得丰硕成果。其中，中微子振荡振幅的测量精度从2012年的20%提高到了2.8%。

为什么选择在广东江门进行新一代中微子实验？王贻芳介绍金年会vip，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以确定中微子质量顺序为首要科学目标，通过测量反应堆中微子振荡来完成。反应堆热功率越大，释放的中微子数目就越多，实验精度就越高。实验站应距反应堆50至55公里，对应振荡的极大值；到各个反应堆的距离必须相等，否则振荡效应会相互抵消。江门开平市附近区域正好符合这些苛刻条件，包括周围有广东阳江和台山反应堆群，对测量质量顺序有效的总功率世界最高，也能找到跟所有反应堆距离基本相等的点。经过科学分析，允许的实验站范围在距两个核电站50至55公里、宽为200米的区域内，在此位置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的灵敏度最高。“能选到如此合适的位置，还是非常幸运的。”王贻芳说。

从罐笼出来，记者来到实验大厅门口。在做好一系列防尘处理后，实验大厅的门缓缓打开，向前几步，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球体，坐落在圆柱形的水池中。“这是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设备——中心探测器。”曹俊介绍，中心探测器位于地下实验大厅内44米深的水池中央，直径41.1米的不锈钢网壳是探测器的主支撑结构，承载直径35.4米的有机玻璃球、2万吨液体闪烁体(以下简称“液闪”)、2万个20英寸光电倍增管、2.5万个3英寸光电倍增管，以及前端电子学、电缆、防磁线圈、隔光板等诸多探测器部件。探测器运行时，水池中还要注入3.5万吨超纯水。

江门中微子实验有机玻璃球由263块12厘米厚的烘弯球面板和上下烟囱粘接而成，有机玻璃净重约600吨，是世界最大的单体有机玻璃球。“相比其35.4米的直径，12厘米厚的有机玻璃球壁按比例换算，就好像鸡蛋壳一样薄。”曹俊介绍，为了提高实验的灵敏度和准确性，有机玻璃板材生产采用了独特配方和工艺，其天然放射性本底铀和钍的质量占比小于一万亿分之一，以保证其高透光率和低本底的特点；为防止氡及其衰变子体污染有机玻璃，拼接有机玻璃球时表面需要用膜材料和带有水溶胶的纸进行保护，可在建设结束后顺利取下；有机玻璃有老化现象，球体表面容易产生裂纹，研发团队通过多种方法降低老化速度，保证探测器安全运行；探测器建成后，有机玻璃球内部将是2万吨液闪，外部是3.5万吨超纯水，球体内外压力不同，这对有机玻璃球的拼接工艺提出了很高要求。

2万吨液闪、600吨有机玻璃，再加上其他设备，这么重的重量，如何才能平稳地立起来？这需要不锈钢网壳的支撑。不锈钢网壳由预制的H型钢通过12万套高强螺栓拼接而成，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单体不锈钢主结构。“我们在不锈钢网壳设计过程中获得了多项技术发明专利，其中的铆钉技术相关国家标准获得批准并发布，填补了国内空白。”曹俊介绍。此外，探测器运行时有机玻璃球置于超纯水中，需要长期承受约3000吨的浮力，这些力需要通过有机玻璃节点、连接杆和不锈钢节点传递到不锈钢网壳主结构上。经过反复设计优化和上百次试验，各节点都获得超高承载能力。

中微子质量极小，速度极快，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极为微弱，中心探测器如何将其捕捉到呢？2万吨的液闪起到了主要作用。当大量中微子穿过探测器时，极少的一部分会与液闪发生反应，发出极其微弱的闪烁光，被光电倍增管探测到金年会vip，从而达到捕捉中微子的目的。“作为探测中微子的靶灵敏物质，液闪的主要成分是烷基苯，是日常生活中洗手液、洗衣液的主要原料，但江门中微子实验所用的液闪需要非常干净。”王贻芳说。此外，液闪还需要很高的光输出、极好的透明度和极低的放射性本底，这些都给其制备带来极高难度。

面对这些困难，江门中微子实验液闪组在大量调研、实验基础上，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纯化系统。“通过氧化铝系统、蒸馏系统、混制系统、水萃取系统和气体剥离系统，我们去除了液闪中的放射性杂质、惰性气体等，提高了透明度和光学性能。”曹俊介绍，目前液闪组已成功获得光传输衰减长度大于20米的液闪，是世界最好水平，洁净度达到了要求。

“光电倍增管是中微子探测器中最重要的部分，中微子信号就是通过光电倍增管探测出来，它们将中微子与液闪反应的光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并放大千万倍，然后在计算机中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王贻芳介绍。这个国之重器的建设，客观上带动了我国光电倍增管行业的发展——国际上能生产相关光电倍增管的公司很少，不仅性能达不到要求金年会vip，售价还特别高。因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启动了光电倍增管的预研并积极推动国产化。他们发明了一种全新构型及电子放大方式的新型光电倍增管，在与相关企业合作后，最终研制出收集效率等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光电倍增管样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该领域的国际垄断。

构成光电倍增管的真空玻璃壳是一种典型的脆性材料，长时间工作在44米深的水池中，存在内爆风险。内爆产生的冲击波有可能引爆周围的光电倍增管，产生链式反应，最终损坏所有光电倍增管，甚至破坏探测器的主体结构——这类事故在国外就曾发生过。“为此，我们研制了一套水下防爆系统，为每一个光电倍增管加装保护装置。”曹俊指着旁边的一个光电倍增管样品介绍，该装置前半部为半椭球形的极透明有机玻璃罩，既能承受50米以上的水压，又能适配光电倍增管最小25毫米的安装间隙，同时实现了好于0.4毫米的精度和98%以上的水中透光率。后半部为不锈钢保护罩和连接结构，既保证了强度，又对实验的光信号无遮挡。该防爆系统可以有效减缓高压水填充真空区域的速度，从而显著减低冲击波的强度，避免发生链式反应。

中微子不仅要捕捉得到，还要捕捉得准确金年会vip，这需要反符合探测器将非中微子的信号排除掉。江门中微子实验反符合系统负责人杨长根介绍，水池里3.5万吨的水需要在水净化室进行纯化，这些超纯水可以用作宇宙线探测器，将宇宙线对中微子探测的干扰排除，也可作为屏蔽层，屏蔽掉岩石中的天然放射性以及宇宙线在附近岩石中产生的大量次级粒子。此外，水池上方的径迹探测器可以测量宇宙线的精确方向，更有效地排除错误信号，使中微子探测更精准。

目前，江门中微子实验建设进入收官阶段：最内层的有机玻璃球已合拢金年会vip，外层的不锈钢网架和光电倍增管也在有序合拢中，预计11月底完成全部安装任务，并启动超纯水、液闪的灌装，2025年8月正式运行取数，预计运行约30年。王贻芳表示，江门中微子实验有着丰富的科学目标，包括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精确测量三个中微子振荡参数，以及在2030年装置升级后测量中微子的绝对质量，也将在太阳中微子、地球中微子等研究方面达到国际最好水平，并有望在超新星中微子、质子衰变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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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教育“梯度婚”（妻子学历低于丈夫）正在减少，而高学历“同质婚”（夫妻双方学历一致）和女性“向下婚”（丈夫学历低于妻子）增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也曾发现2014—2018年结婚夫妇中女性“向下婚”占比已超过“向上婚”。

“年轻队列的婚姻和生育行为模式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作者统计发现，在教育异质婚中，自1965—1969年出生队列以后，女性向下婚的比例持续攀升，甚至逐渐超过了传统的梯度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这与2022年学者许琪的研究结论相似，即2014—2018年结婚夫妇中女性向下婚占比25.3%并超过向上婚（23.3%）。

依据研究目的，该研究聚焦于夫妻样本，结合完成正规教育并进入婚育年龄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妻子出生于1950—1994年（即26~70岁）的夫妻样本，并以五年为一个单位，将其划分为九个出生队列进行分析。该文整合了2010—2020年的六轮数据，共涵盖20177对夫妻样本（个体样本达40354个），用于描述和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及其队列变化趋势。经过有效筛选和处理，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2523对夫妻。

具体而言，在整体样本以及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子样本中，相较于传统的女性向上婚，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呈现一定的劣势。这种劣势可能源于生育所带来的较高机会成本和经济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向下婚夫妻中，女性在生育决策上似乎展现出了更大的议价空间。当她们感知到自身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仍未得到充分保障，例如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和儿童照料的责任时，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

然而，从“70后”子样本开始，一个显著的变化出现了：女性向下婚相较于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势在统计上已不再显著。这一转变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性别角色、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女性向下婚模式的生育机制可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往往伴随着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认知。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于丈夫较高的女性（即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协助方面通常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因此，在年轻队列样本中，高学历夫妻和女性向下婚夫妻不再表现出显著的生育劣势，这反映出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模式正在从传统向平等过渡。”作者谈到，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家庭住房、生育和养育成本的急剧上升，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妻子的经济贡献对于维持生活品质和实现生育愿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正处于向性别平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性别观念变革呈现不平衡态势，男性配偶观念转变滞后，这制约了性别平等的进程。随着女性在教育和收入上逐步取得优势，她们获得了更多将家务外包的机会，包括通过市场购买服务和寻求代际间的互助支持。然而，在育儿观念迅速变化和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母亲在子女教育尤其是课外学习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却在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导致儿童抚育特别是‘育’方面的负担日益加重。”作者写道。

CFPS 2020的数据显示，在幼儿园接送以及孩子的作业辅导等方面，妻子所承担的责任仍然远远超过丈夫。此外，平等的性别分工在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有一些政策仍在无形中强化女性作为家庭和儿童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定位。例如职业女性享有较长的产假或育儿假，但男性配偶的陪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却相对较短且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缺乏充分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家庭领域性别平等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如何制定更有效的生育支持措施？结合上述研究结果金年会vip，作者认为，从女性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以及性别角色不断演变的社会背景出发，要实现理想的生育水平，必须积极倡导平等的性别分工并为其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男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日渐承担更多责任，他们自身也可能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可能不利于夫妻双方形成共同的生育意愿。生育支持政策应帮助夫妻双方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这包括推广新型的婚育文化、鼓励夫妻双方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以及制定能够减轻夫妻或家庭层面育儿负担的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