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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宇之子韩康介绍说，这起案件的另一个疑点是，被害人一直明确表示实施抢劫的人有两个，不过警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韩宇的“同伙”。韩宇告诉记者leyu-乐鱼体育，他面对警方讯问时曾多次表示，当晚进入老人家中的只有他一人，警方调取周边道路监控，发现一名骑电动车进村的男子疑似他本人，不过警方给他看的这段视频监控里，也显示只有他一个人。

2021年11月29日，利辛法院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后，再次就这起案件作出判决：“被告人韩宇在实施入室盗窃的过程中，使用轻微暴力劫取126元，转化为入室抢劫，依法应在十年以上量刑。但该量刑明显与其罪责不相适应，由于韩宇不具有减轻处罚情节，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况leyu-乐鱼体育，对被告人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认定被告人韩宇犯抢劫罪leyu-乐鱼体育，在法定刑以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20世纪90年代制定国家赔偿法的时候，我国经济上还比较贫穷。有关部门对建立国家赔偿制度表示担忧，担心国家赔偿制度一旦建立，将会给国家增加不少负担，因此提出国家赔偿的门槛不能太低，赔偿标准不能太高，否则国家财力难以承受。”顾永忠认为，现如今从国家赔偿制度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当前已经具备了对此类案件给予国家赔偿的时机和条件。

据媒体报道，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刘守民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议案》，他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无罪羁押赔偿，排除了其他有罪但实际已造成超期羁押的情形，提出修改国家赔偿法，将那些实际执行刑期超过改判后刑罚的情形，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吴宏耀进一步解释说，将重罪改判轻罪造成超期羁押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还可以起到督促办案人员提高办案质量的作用，“国家赔偿是一种机关责任，只有当机关能承担相应责任的时候，才会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轻罪重判的情形，法官个人办了一个错案，这是毫无争议的，追责机制上追究个人的司法责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种案件中机关没有任何责任，这也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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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俞金旻郭懿萌）近日，上海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等地警方的大力协作下，破获多起物流公司员工涉嫌收受他人商业贿赂，损害公司合法权益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民警对案情进行梳理。图源：上海警方今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在对物流企业走访时，某物流公司向警方反映leyu-乐鱼体育，公司多家“大客户”拖欠了百万元运费后失联。警方初步调查后发现，这些“大客户”均系物流公司客户经理施某、俞某审核通过。查阅了当时的审核材料后，警方发现这些所谓的“大客户”并不符合公司规定的资质要求，且坏账率极高，由此判断其中可能存在职务类犯罪风险，随即立案侦查。经查，2021年至2023年间，施某、俞某二人在担任该物流公司客户经理期间，利用“大客户”审核权限这一职务便利，与12名市场货代中介相互勾结，累计收取40余万元“好处费”leyu-乐鱼体育，帮助一些并不具备“大客户”资质或已被物流公司列入“黑名单”的货代中介“改头换面”，绕过风险审核，注册成为“大客户”。这些货代中介在成为“大客户”后，对外招揽有货运需求的货主，从中赚取30%运费差价。施某、俞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所谓的“大客户”还利用物流公司给予的寄费月结和运费折扣等优惠政策，对外大肆诈骗货主物流款项。如该案中某货代中介谢某在通过向施、俞二人行贿非法取得“大客户”身份后，以“享受低价运输折扣”为饵，对外收取了30余名货主预付运输费用400余万元，将其中330余万元占为己有、大肆挥霍。截至案发，仍有已经支付运费的大量货物积压、未能如期发出，严重影响货主企业正常运营；同时，谢某利用“大客户”按月结账的账期优惠政策，拖欠物流公司120余万元运输费用，造成物流公司巨额损失。目前，施、俞二人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谢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另案处理。此案侦破后，警方对上海市类似警情进行了全量梳理，深挖发现涉及上海市其他4家物流企业员工的受贿犯罪线索27条，先后组织全市11个公安分局开展多波次收网打击，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目前，相关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编辑彭冲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