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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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愿不愿意种粮、愿意种多少粮，关键看种粮能给农民带来多少收益。要强化政策保本功能，让农民安心种粮。从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到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再到切实发挥储备粮吞吐调节作用……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增强各环节兜底能力。各地着眼小农户需求，探索建设“粮食银行”存粮待售、推广农膜以旧换新等，不断提高扶持手段的精准性和激励效能。

也应看到，当前促进农民种粮增收还面临不少挑战，如农资成本上涨、耕地细碎化、粮食比较效益较低等。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以粮食作物为主的村庄平均收入水平比以其他作物为主的村庄低20%左右。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业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面临老龄化、兼业化，也让“谁来种地”成为绕不开的课题。正因此，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农业未来。

长期看，破解粮食收益偏低的难题，还有待在经营增效上下功夫。实践表明，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集约化标准化优势，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一些地方深入探索“小田并大田”、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利益联结机制，加力补齐农业社会化服务缺口，推动粮食生产向适度规模经营要效益，收效良好，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一捧粮蕴藏万亿级大产业。让种粮更有奔头，要立足全产业链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从宏观层面看，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是导致粮食产业效益偏低的重要原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在主产区利益补偿上迈出实质步伐。”近年来，不少粮食产区主动作为，积极走出“产粮越多、财政越弱”的怪圈。比如，河南鼓励引导粮食加工企业向主产区、产粮大县集聚，山东大力发展粮油副产物循环、全值和梯次利用，推动粮食产业产值持续提升。紧紧牵住产业“牛鼻子”，优化粮食产业上下游布局，做足“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文章，就能助力种粮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