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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刻不容缓。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是当前应对诸多新挑战、把握新格局的必然举措。同时，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会出问题，因此要把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战略任务来抓。我们务必与时俱进，积极适应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做好相关升级更新工作。然而，伴随着数字化的高歌猛进，它某一方面也会造成无形且深刻的数字鸿沟、网络壁垒甚至意识形态风险等问题。基于以往三次技术革命的经验，新技术会催生新的媒介工具、新媒介会构建新的信息系统，新信息系统有可能会形塑新的社会形态，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不断迭变的情形下，人与机器结合而构造的“复杂巨系统”（钱学森于1990年提出）存在着极大的变数。

未来已来，我们很难以不变应万变，需主动图变、积极求变。比如，面临互联网对“临界稳定”具有难以预见的破坏力从而导致旧的信息体系失灵的现状，我们强调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同时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让科技双刃剑能够更好更安全地助力于文化治理能力提升。再比如，针对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和“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这一客观现实，一方面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另一方面须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基于大量的实践积累，广大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从业人员应深刻认识到：实情决定舆情，网上舆论并不等同于社会舆论，网上有时也会出现公众舆论假象，舆论需要引导并且可以引导。

其次，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没有持续创新和勇于创造，文化便失去活力，社会发展也随之放缓。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既孕育着文化创新的机会，某些局部也面临着文化创新活力相对不足的一些挑战。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深入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无疑是关键突破口。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着重强调未来须加快数字化发展，“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在文化领域明确提出“两个数字化”：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和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这无疑标志着文化数字化已被确立为国家战略。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实施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文化赋能”。可见，文化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将更趋全面、广阔而深入，科技将助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全方位激发，文化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将从内容、载体、形式等方面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方面的融合拓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这昭示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发展，应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打通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构建起一套由国家主导的文化大数据体系，新被旧所融，旧因新而活，实现彼此所蕴含价值的极大化、“再发现”乃至聚合效应pg模拟器，进而“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还需直面和破解如下系列问题：怎样更好地通过文化数字化建设提升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如何通过加强国家重大文化设施和文化项目建设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引领下，如何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如何解决各部门诸单位都藏“金砖”却不能聚成“金山”、缺乏有机深度的关联融合？如何才能守护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据安全的“闸门”，保存完整的文化基因数据、保障国家文化数据安全？前述诸问题，也必将成为未来十年建设文化强国进程中的必答题。

再次，要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在文化建设的各层面各层级，优质人才不足依然是制约我们发展的关键点。比如，当前党中央对中华文明起源、演进、发展规律、标识提炼、国内外传播等议题极为重视，然而，既有人才远远不足以完成如此重任。尤其是作为核心学科的考古学，尚面临人才总量不足、人才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还不能完全适应事业发展要求、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不够健全、薪酬待遇偏低、“招不来、留不住”现象突出等难题。再比如，我们强调“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但长期以来国内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成型的、有规模的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缺乏跨学科、综合性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和后备军，目前从业者更多是外语类、国际政治类、新闻传播类、外交学等学科背景，显然还存在一定短板。另外，在对外传播高层次人才方面，由于目前还比较缺乏明确的激励机制、考核办法和有计划培养，具备长期实战经验、跨学科跨语际能力突出、熟谙新媒体规律的头部专家队伍似乎仍显不足。又比如，随着国有院团改革的深化，一些地方剧目实现了凤凰涅槃、转型升级，像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创新传播形式，大题材、小剧场、沉浸式，实现了出圈走红；还有河南豫剧团依靠直播互动及新媒体节目宣发，也搞得风生水起。然而，全国仍有不少地方剧种处于青黄不接甚至人才断档的窘境中，如何活态传承或以不绝如缕的形式有效延续下去，不仅仅是院团类甚至是非遗类传承所遭遇的共性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实在是非常及时的部署。

文化强国建设所涉领域之深、所及范围之广，非一篇理论文章所能道尽。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安徽考察时两次提到“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也应纳入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之列。此外，放眼未来十年的文化强国建设，必定需要一套覆盖各地的可推广、易操作且差异化的评估体系，也亟待尽早制定。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需要我们合众力、集众智，上下统筹，各方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