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任北京市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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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尽管西方对中国的认知问题正在被深入讨论，但误解却屡次出现。首先，在改革开放之前，西方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并将其自动归入东欧集团，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西方的第一个误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创造财富。这个结论来自于对苏联、中东欧国家和东德等许多例子的认知。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看法是错的。

第三个阶段大约在21世纪初期，一个关键时间点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此后，西方开始相信，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在经济上表现出色，成为一个重要市场和“世界工厂”。西方试图指导中国按照他们喜欢的规则行事，但却逐渐意识到，中国已足够强大、重要且自信，倾向于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从上海合作组织到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其他重大努力，都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的误判。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回归问鼎模拟器入口，这一现象在德中双方都有所体现。在德国及西方，意识形态化愈发严重，尤其是在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政策讨论中，最终常陷入没有对话余地的境地。外交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在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等领导时期问鼎模拟器入口，德国也曾重视价值观，但仍能与持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展开对话并达成妥协。

当前，德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讨论和经济讨论的分裂。在政治领域，有人强调德国对中国的依赖，主张降低风险，推行“去风险”战略；而在经济领域，一些大企业的负责人则指出，中国市场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一半，他们将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许多企业早就意识到，中国已成为技术领导者，并因此与中国开展合作。因此，当政治家在警惕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时，企业家则表示：“我们想要参与全球最大的市场，因为不参与的人将在全球失去竞争力。”这种紧张关系迟早得解决，希望最终的结果是有利于企业的思维方式。

桑德施奈德：正如之前提到的，欧洲各国在对华政策上存在不同立场。例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寄希望于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他因此采取了更加务实且友好的立场。而波罗的海国家则对中国持批评态度，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态度讨好美国，毕竟他们依赖美国的保护。北欧国家传统上对中国的立场也偏向于批评态度。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当然，地理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关系的发展。例如，在杜伊斯堡，由于杜伊斯堡港与中国的铁路连接，并因此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当地人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兴趣；在大众汽车总部所在地沃尔夫斯堡，因大众在中国市场的成功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也改变了当地对德中关系的看法。然而，在其他城市，许多人可能对德国与中国贸易的益处不甚了解，进而导致立场不同。

桑德施奈德：人文交流在增进欧洲与中国关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据我的经验，总体而言，中国人对德国和欧洲的了解比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比如，在中国，包括政府内部，有许多人会说德语。而在德国，会中文的人却很少，能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人更少。中文在德国的学校教育中普及率也很低，而语言是交流的起点。双方对彼此的了解越多，就越能避免误解。因此，理解对方的历史至关重要。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 Sandschneider)，德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桑德施奈德教授的研究重点包括德国外交政策、跨大西洋关系以及亚太地区政治，特别关注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他在这些领域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学术文章。